牙利，女孩每天上午去问一遍，有时候约翰陪着她，有时候叔叔婶婶陪她，更多时候，是她一个人。

        接待站在老城的红十字会大楼一层，永远排着长得望不到的队，大多数都是找人的，有法国人、匈牙利人，奥地利人，而最多的还是德国人。

        后面，她又带上了他的出生日期，队番号，写在一张又一张纸上。

        工作人员永远很温和，也永远查不到什么，永远说同样的话：没有消息，请下周再来，像在预约一次总也看不上的老牙医。

        战俘登记系统混乱不堪，不同国家的盟军之间信息还没完全打通，有的名字录入错了，有的人被关在南方海岸的临时营地里，连个战俘编号都没有。

        俞琬去了三四周，已经认识了前台的苏珊。

        苏珊每次见她，远远就站起来，默默把最新那几页名单递过来，她一条一条地看，没有，没有警卫旗队师，没有克莱恩。

        看完后，女孩总会下意识从领口里摸出那枚铭牌，握在手里看一眼，又放回去，朝她笑一下：

        “谢谢，我明天再来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苏珊也回以微笑，却总抿着，像在忍什么。

        回来的路上，俞琬总是走得极慢，路过湖边，天鹅会来讨食，她便把面包撕成小块丢进水里，看它们探去啄。

        湖水很清，她瞧着天鹅弯下长长的颈，思绪却会不由自主地飘远，克莱恩最后一次过桥时，桥下是不是也有水？这个念刚冒出来，又被狠狠摁下去。

        女孩告诉自己：不能把每一片水，都当成他最后走过的那一片。

        渐渐地，她开始学着习惯一些和战争无关的时常。

        比如每周二早市有最新鲜的杏子，她甚至学会了用带日内瓦口音的法语，对面包店老板娘说“一个棍子面包，不要太焦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俞琬也总能梦见克莱恩。奇怪的是，梦里的他从不说话，总是穿着那迷彩作战服，站在坦克旁，朝她伸出手。

        更多的时候是雾里，只出一抹虎王的剪影，她追着跑，跑到麦田里，虎王会停下来，炮慢慢转过来，仿佛在看着她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喊他，拼命喊，嘴张了又张，却发不出声。

        醒来时，俞琬总会怕，怕他会不会被关在某个没有窗的房子里，每天醒来只看见一面空墙，不知今夕何夕，不知在何。

        她给他写很多信，写完又不知往哪里寄。

        红十字会说查不到，温兆祥托了很多人，伯尔尼、巴黎、华盛顿，能问的都问了，答复永远一样：混乱，再等等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不敢放任自己绝望，因为小蔓越莓还在长大，会在她半夜醒来满脸泪痕时，极轻极轻地拱一下，像在说：妈妈，还有我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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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有天傍晚，俞琬又从红十字那栋灰房子走回来，约翰跟在后，她耷拉着脑袋，拎着一袋面包和一束从路边买的菊。

        走到院子门口时，脚步忽然停住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只金色团，正端端正正蹲在台阶上，像一从油画里走出来的小狮子。看到他们回来，歪了歪脑袋，尾巴一下一下扫着台阶。

        俞琬怔了怔，蹲不下去，就站在那儿，小声叫它：“俾斯麦？”

        猫的耳朵动了动，迈着养尊优的步子朝她走过来，用了她的小，咙里发出乱七八糟的呼噜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伸手碰了碰它的背，很，长猫顺势一倒，四只爪子蜷成四只小绒球，眼睛眯成一条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只胖乎乎的猫，每隔三五天就会跑来，像在巡视，又像单纯来撒，有时从篱笆下钻进来，有时上窗台，有时早上她拉开门，它就在鞋柜边蜷成呼呼的垫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