备圣油，铺设红毯，在祭坛前念完每一句拉丁文祷词。”那语调像在评判某出宗教荒诞剧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圣油涂上额、十字画完、火焰升起来之前，他不会允许祭品提前死掉。不能死于空袭、不能死于弹、不能死于任何非他亲手安排的意外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仪式需要时间，但若有人强行闯入仪式，试图抢走祭品，鳄鱼会在第一时间把牙齿刺进猎物的咙，再吞下毒药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在巴黎，君舍见过保安局把抵抗组织的发编成绳结挂在档案柜上，在柏林，见过审讯官把犯人的牙齿泡在福尔林里摆在办公桌上当镇纸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很清楚这一点，因为不得不承认，在某个维度上来说，自己也是那种人。

        但现在棘手的是，森林大火已经蔓延过来了，对面那群绿猴子即将倾巢而出，把兔子进铁笼子，运往河对岸得另一片森林。

        狐狸的鼻子再灵，也游不过河对岸，而小兔肚子里还揣着幼崽，笼子摇晃，幼崽随时会被颠出来。更坏的可能是，猴群会嫌笼子太重，在某个渡口把她连笼子一起丢给路边啃树的鬣狗。

        君舍在窗前转过，晨光将他割裂成截然不同的剪影，左侧是慵懒的军官，右侧却像从哥特小说里走出的苍白幽灵。

        角弧度还是弯着的，可琥珀色眼睛里浮着层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狐狸的困境在于...”他对着虚空举了举那杯代用咖啡，“既要防止鳄鱼情急咬死兔子，又不能让它叼着她逃到河对岸去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在这个森林里，最终只会有鳄鱼自己被送上祭祀台，由在温泉里泡晕了的狐狸——亲自执行。

        话音落下去，房间里安静了片刻，随即吧嗒一声。

        俾斯麦不知何时到了书桌上，前爪拨了拨墨水瓶，深蓝色洇进了报纸里，恰好将“火灾”这个词，恶作剧般覆盖在印象派题跋里。

        棕发男人挑眉看向长猫：“俾斯麦，用火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    俾斯麦回以一声嗤之以鼻的呼噜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不赞成，拿火烧鳄鱼，太隆重了。”他拾起报纸，歪端详着抽象图案，歪了歪嘴角。“像是给三演员办了一场国葬，对那只鳄鱼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亚麻手帕缓缓拭着染蓝的指尖。

        “……就应该用鳄鱼的办法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三天前，君舍去了一趟慕尼黑的联络站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那里，他翻阅了那只鳄鱼从德累斯顿到巴特特尔茨的全迁徙路线，其中一个名字被画了个红圈。

        儿时在孤儿院图书馆翻的动物图鉴闯入脑海来，有一页画的是蜂巢，那里面的工蜂从不亲自螫人，却拿蜜喂饱了每一只即将螫人的兵蜂。

        君舍慢条斯理拿起内线电话，声音很轻，带着已经疲倦到极点反而显得优雅的公文腔。

        火灾是在凌晨发生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德奥边境上那家叫“三只天鹅”的豪华酒店在盟军轰炸机的航线下苟活了整整四年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曾以镀金穹和天鹅绒窗帘闻名，如今却在1945年4月一个无月的深夜，迎来了它最戏剧的终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