浑浑噩噩地过了两三天，山猪提议去上海，认为躲在人群中好过躲在穷乡僻壤，比较有机会挣到钱。或许也是潜意识作用，躲风的时候，他总是先想到墨国基，希望他还在上海。再不济，海边让他比较有把握能逃回台湾。

        有好就有坏，当某银行的某个放款襄理失踪，某个工程的钉子成了海边的浮尸，或者某个不愿按时搬迁的私营车间失了火，这些杀人放火的坏事都指向了宝德集团。

底利索，有状况的时候往往跑的是第一个，虽然干活儿出力不大，但也没给易军留下甚么烂摊子。

        形势比人强，二零一一年十二月，易军一伙九个人就直接到重庆报到了。干的活呢，基本上与在大连搞的差异不大。

        原本三个人分逃亡，风险比较能分散开，个别逃亡成功的机会也高。可是易军一方面担心季本万不靠谱，二方面自己除了在大连和重庆之外，本没有其他信得过的关係，而现在这两个地方几年内是回不去的。不得已，三个人成了绑在一起的蚂蚱，虽然不可能像几十年前那般落草为寇，但日子不下去的时候，几个人或许还能干些偷鸡摸狗、抢劫越货的勾当唄？

        易军听了，也想不出更高明的点子，山猪的关係，是过去他们从来没有用过的，可能相对安全些。所以，三个人立啟程，向上海转进。

        二零一一年入冬后，集团二把手秦风，找易军开门见山地谈了谈，直接要他们先离开个几年，说已经帮他们安排到重庆的哥们儿那边去。说那边也急需他们这样的好手，直接受命最高阶层，发展肯定比大连好。

        由于事出突然，三个人从大连带来的盘缠全留在租来的单位里，前半辈子算是白干了。三个人上加起来也不过五、六千元人民币，手边没其他的行李，连个换洗的贴衣物都没有，基本上就是「净出」了。银联卡或其他的信用卡谁也不敢用，手上的行动通讯装置在武汉全砸了，以免洩漏行踪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易军在他这个小小团伙的地位，就因为山猪反而不是那么的绝对了。有些弟兄当着易军的面，亲热地对季本山叫着「山哥」，易军看在眼里，吃味在心里，这心眼自然留下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问题出在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一大早，易军刚好带着季氏昆仲要到重庆东郊干活儿，突然接到一通要求他们火速离开重庆的电话，还说如果走不掉就自己找个坑把自己埋了!

        现在可好了，坏事干多，主子的主子也担心会反噬到自己上来，于是要「弃车保帅」，易军一伙儿立也跟着从「车前卒」，变成了「落水狗」。如果没跑掉，搞不定最近这一个多月干的黑活儿，就成了最新鲜的「呈堂罪证」。

        久了，易军对这季氏昆仲的工作指派，就有了明显差异。季本万大都留在边，权充传令兵使唤。山猪季本山呢，大多派出去干些「高难度」的活儿，而且一般是让他独力完成，以免人多嘴杂。

        三个人从保密电话的另一端，受到了完整的思想教育，自然一点儿都没敢松懈，大脚猛踩着油门，抓紧速度向武汉飆去。进了武汉，立弃车，为了不留下录像，他们改搭公交车、长程客运，或者就採步行方式，忽南忽北地不断向沿海地区游移。

        时势造英雄，山猪很短的时间里，顾问活儿就展现了「卓越」的绩效，公馀私下人也没啥架子，在弟兄之中很快就成了非常受欢迎的人物。

        尤其是又饿又冻地站在麵店前面，问了价钱之后，下意识地手往袋里一兜，可这个动作，让站在门口热情招客的服务员，原本亲切的笑脸，上半不改，下半立嘴角下弯，成了訕笑。

        两天后，易军他们站在上海的街上。大都会就是大都会，那好几天没换洗的衣装、蓬垢面，只是惹得行走在上海街衣光履显的人们嗤之以鼻。

        易军一听这话，哪敢怠慢？赶快换上山猪开车，一路向东逃去。自己用保密电话，不断地打探消息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午过后，躲躲闪闪地终于出了重庆，消息也来了，原来主子已经逃到成都的外国使馆寻求庇护。

        易军作惯了大爷，

        而这几年，主子为了他自己主子的政治前途，明的「唱红打黑」，暗的整肃异己，干尽了杀人、掠货、佔地……各种的黑活儿。

        基本上，他们没受过逃难时到位的思想教育，不知出来混「有钱时要懂得假装，没钱时肯定要包装」。

        由于主子跑的是外国使馆，这犯的可是叛国罪，是要砍的啊！跟这主子怎么跟得翻了个大觔斗？逃亡途中没其他人的时候，易军只是不断地喊苦，不是说「唱红打黑真英雄」吗？怎么自己才从大连转进过来没两个月，就演了这齣「变狗熊」的大戏？

        也由于多了山猪这个碴子，宝德集团的开发工程这两年进行得特别顺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