倒还有心思问我，说‘温记者，这次你要还活着，愿不愿给我写篇专访’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俞琬听得入神，急急追问：“你写了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写了王牌飞行员三天没洗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女孩不禁笑出声来，眉眼弯成两条月牙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觉得这个嫂嫂极有意思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们同年，只是温以宁看起来总像提前知了什么似的。中午看报，下午偶尔在门口抽烟，却只抽半，风一来就要按灭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说抽烟是当战地记者时，和士兵们学的，后来发现纽约女人总爱饭后在阳台上抽细支，觉得好笑，就接着抽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每次温以宁抱弗雷迪，孩子都不哭不闹，只盯着她左耳上的珠坠看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这儿子以后怕是要收藏家。”她笑着打趣。“专挑女人上最贵的东西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这个嫂嫂穿洋装，也弹爵士，本可安安分分念完中西女中，再去美国念家政，回来嫁个上海滩的银行家。

        可她偏不。先考上圣约翰，又跑去西南联大读英文，后来当战地记者，炮火里拍照片、发国际通讯，还写过几篇把日本骂得极巧的文章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姐姐妹妹们当太太，逛先施，打麻将。我跑去当记者，家里人都觉得我早晚要出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温以宁那时候想独想得极认真，读海明威，读菲茨杰拉德，认定婚姻是这世上最不酷的妥协――直到在昆明的巫家坝机场，遇见了那个人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所以，你那些不婚主义，”俞琬坐在后廊的藤椅上，吱呀吱呀摇，“全被一架飞机给撞飞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弗雷迪在草地上跌跌撞撞追一只黄蝴蝶，约翰在十步外紧紧跟着，影子拉得老长，像一扎在地上的细黑钉子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是啊，我差点被炸死三次，他骂我三次，又掉回来找我三次，我想，和这个人结婚，可能比当记者还刺激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温以宁的视线投向远的海岸线，语气淡下来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家里人都去了美国，就我一个留后，他们也不拦了，大约是知我回来，也不是为了听谁的话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后来，她们还聊起了温叔叔。俞琬这才得知，原来温兆祥出自小港温家规矩最严、也最守旧的那一支，论起辈分，和温以宁还是平辈的堂兄妹。

        当年他与后来的妻子离开老家、毅然私奔的事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。自那之后，温家人便不大敢再随意为晚辈安排婚事了。就这样辗转多年，两人才最终远赴欧洲，定居下来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天晚上，温以宁还拉着她上楼看自己写的东西，美联社签发的英文稿件，其中一篇写战后纽约的中国女人，用词漂亮极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可她说，自己最想写的并非战报，也不是好莱坞明星，而是那些“从旧世界来的人”，怎么在新世界里重新学会走路。

        俞琬看得很仔细，忽然听见自己问：“那你以后会写小说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那得有个好结尾才行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女孩抬起，眼睛在台灯下亮亮的：“我要真实的，不要大团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