吊灯热烘烘烤着她，俞琬下意识低下。

        被告席上的男人像要从椅子上彈起来，又被什么死死按住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女孩此刻得厉害，却没让自己坐下来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在1944年12月。”女孩照着记忆里一条早就铺好的路往下走。

        可他仍站着，双手像要把栏杆碎，直到弗雷迪的哭声渐渐弱了，男人绷紧的肩线才一点点松下去，坐回椅子上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之间本应该是审讯者和囚犯，是枪口和心脏…我们的孩子，在种族理论里本不该出生，可弗雷迪就在这里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把孩子往上颠了颠，让他趴得更稳。

        孩子似乎哭累了，委屈地打着嗝，他还不懂法庭是什么，也不懂这一屋子陌生人为什么都看着他。

        时隔一年，把那些惊心动魄的事，这般轻描淡写地讲出来，像在回忆一场过于真实而漫长的梦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忽然觉得，如果再坐下去，就会永远坐在木椅上，变成庞大法庭里一块等着别人来救的石，她不想当石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愿意作证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赫尔曼。”女孩颠着襁褓，咬着下忍住泪意，朝他轻轻摇。

他转向那苏军上尉，几乎从齿间挤出句话，“别吓她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说到这，尾音轻了，颤了，却又有一丝丝的甜漫上来，甜得她有了几分力气继续。

        “….在柏林，我向他坦白了，他本可以把我交出去，我也求他把我交出去，他没有，他把我的氰化钾胶扔进炉，他亲自置了知情的保安局大队长，他….”

        一个党卫军少将，本是最应维护雅利安血统纯正的人，竟在战时娶了一个黑发黑眼的女人，还同她生了一个金发碧眼的混血孩子。这无疑是天降的版条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胆子小，脸薄，在一群人面前说话都会脸红。此刻，却把她自己暴在全世界面前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迎上他的目光，角牵了一下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控方情绪可以理解，但证人尚未发言，本庭允许临时作证，前提是确有不可替代之价值，若再出现干扰，我会请证人退席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就在这时，弗雷迪的小手伸出来，抓住她一绺黑发，拽了拽，像促她，又像安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他什么时候知你份的？”弗兰克问。

        可她能清晰感受到那些重量，那些盯着她的眼睛，那些等答案的脸，还有…克莱恩上像要撞碎什么的力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，到时不多说，不失控，安静地一个“被战争磨旧了的军人”。律师也一再告诉他，沉默，示弱，把姿态放低，不授人以柄。他照了，因为这是她说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有人在后排喊了句：“你这是蔑视法庭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女孩停下来，等那阵声音弱下去，她低了低，再抬眼时，眸光亮了一点点。

        记者区的人开始刷刷地记。“她是特工？她看起来……”后半句被生生咽了回去。

        俞琬垂眼看了看孩子，深口气，让声音更稳些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几个月里，他和英美那帮人谈，谈苏军装甲署，谈东线战术，谈那些能让自己在棋盘上重新变成一颗活棋的东西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法官阁下。”弗兰克在这时打破了沉默，“我们现在都看见了，这个男人，他刚才几乎没有为任何指控动容，但一个孩子哭了，他却差点跨过被告席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站上证人席时，那些白光还没有停，眩晕感里，俞琬感到自己的膝盖在打晃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方才，看见法警朝她走过去的那刻，他失了控。

        所有镜都对准自己，俞琬感觉自己好像站在雪地里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她一步一步挪出来，走得很慢，因为弗雷迪现在真的很重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转向女孩：“夫人，我只问一次，您愿意作证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杰克逊爵士适时敲了下法槌，带着典型的英式平静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叫俞琬。”她轻声开口，强迫自己忽略那些将人穿的目光。“中国籍特工，战时于欧洲参与针对日本的情报与刺杀行动，去年已在盟军联合情报注册正式备案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旁听席上再度炸开一片嗡嗡声，像无数只蜜蜂贴着天花板飞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当然清楚自己刚刚了什么。他呵斥了法庭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转向观察团：“你们说这是‘戏’，可戏不会让人忘记自己在哪里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记者席上，镁光灯齐齐劈盖脸爆开。这是第一次有审查对象的妻儿出庭作证。

        法庭上凝滞了几秒，阿布拉莫夫正要撑这桌沿站起，又铁青着脸缓缓坐下，苏军少将指节一颤，只把一没点的烟默默放回袋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原以为自己会语无次，会害怕，会哭得讲不下去。可不知怎的，刚开口时还颤颤巍巍，到后面反而越讲越顺，像早就被她用无数个夜晚温习过似的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他在第二天娶了我。”